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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上周，一则惊人消息让全球投资者侧目：
在德克萨斯州投资巨头Fisher Investments一笔10亿美元买单的助推下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（CBA）股价一路狂飙，本周甚至首次站上180澳元新高，市值突破3000亿澳元大关，成为澳交所历史上首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企业。
过去一年该行股价累计上涨超40%，市盈率高达31倍，远超16.5倍的长期均值及国际同业水平。
然而，站在这份辉煌成绩单之上，联邦银行的背后，澳大利亚经济却陷入一种令人不安的割裂。
银行股登顶的荣光背后，是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与生产力困局。
外资涌入
这场股价飙升的推手，正是费舍尔投资（Fisher Investments）——由股票大师肯·费舍尔（Ken Fisher）于1979年创立的巨型资产管理机构。
费舍尔近期为寻求美国市场之外的优质避风港，不惜为CBA背书，抛开对资本利得税的顾虑，大举建仓。
一方面抢夺忠实散户因税务考量而惜售的股票，
另一方面则源于对澳洲四大行运营稳定、现金流充沛的信心。
国际巨头们不敢偏离基准指数、也不愿承受跟基准失配的风险，迫使他们唯有在CBA身上加码，哪怕这意味着支付远高于历史平均、甚至超越国际“七大科技”估值水平的溢价。
科技巨头VS澳洲四大行
将联邦银行的现行市盈率对比纳入国际视野更是让人大跌眼镜：CBA目前的31倍市盈率，竟与苹果、Meta等科技巨头相仿，甚至仅次于微软和英伟达。科技巨头们背靠AI、云计算等高增长赛道，未来三年利润预期平均复合增长率高达50%；而联邦银行以房贷、消费贷为主的盈利模式，其未来三年利润增速预计不过11%左右。
换言之，投资者为银行每增一澳元利润支付的溢价，几乎是对未来缓慢增长的提前透支。
面对如此高昂的市盈定价，CBA仍能牢牢吸引各路资金，关键在于其丰厚的股息回报金配资炒股配资开户，每股4.75澳元的现金分红使得股息率维持在2.6%，对于偏好稳定现金流的机构和高净值投资者而言颇具诱惑。
然而，对比自家银行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（2.8%）以及澳储行现金利率（3.85%），股息并非绝对最优选。
更具性价比的是低风险的CBA次级债券，目前报价对投资者年化收益率高达5.2%，是股票股息的两倍还多。这种股债双诱惑格局，一方面显示出低利率环境下，银行信用资产的稀缺与供不应求。
另一方面也警示，若基准利率上行，债券与存款产品将蚕食股息吸引力，银行股势必面临重新估值压力。
CBA登顶澳交所
CBA登顶澳交所市值榜首之际，澳大利亚经济却显露出疲态。
增长动能减弱：2025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仅为0.2%，远低于预期的0.4%及前一季度的0.6%
复苏停滞风险：4月经济活动领先指数年化增长率从3月的0.5%骤降至0.2%，西太平洋银行警告年初高于趋势的增长势头几乎消失。
长期增长乏力：经济仍低于疫情前20年近3%的长期均值，且西太银行预测2025年底GDP增幅仅1.9%，低于历史水平。
家庭债务占GDP比重，已跃居经合组织第三高。高企的房价使得家庭杠杆不断累积，却未能转化为生产性投资。
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，依然是对高房价与高负债的再放贷，而非对创新型企业的孵化与支持。
在资本支出与研发投入方面，澳洲大多数上市公司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同侪，导致新兴产业乏力，技术创新链条断裂，生产力提升动力不足。
银行的寡头格局
在澳交所市值前十的十家巨头中，五家赫然是银行业：澳新银行、联邦银行、澳洲国民银行、西太平洋银行及麦格理集团。
这五大行长期垄断住房贷款市场，得益于支柱政策的保护，竞争壁垒坚固。然而，这种金融化过度的结构，使得资金更多流向既有的房地产与金融服务领域。
反观美国，同样排名最靠前的则是英伟达、微软、苹果等创新科技公司，新锐企业崛起速度令人瞩目；而在澳洲，Top10名单中（除去矿业公司BHP与RIO），只剩CSL Ltd（医疗）、Telstra（电信）和Goodman Group（房地产）。
警示信号？
市场分析师普遍警告，目前CBA的估值水平堪称极度高估，一旦国际情绪改善、股市迎来板块轮动，银行板块恐成为首批遭遇抛售的目标。
若市盈率回落至20倍，CBA市值将蒸发逾1000亿澳元，给持股者带来惨重的账面损失。
更何况，在全球央行普遍开启紧缩周期的背景下，借贷成本上升势必对银行净息差造成挤压，进一步压缩盈利空间。
如此高风险与低增长的组合，实在难以称之为安全避风港。
结构性挑战
澳大利亚经济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。传统增长双引擎：矿业与银行业已显露疲态。经济多元化的努力屡遇挫折。
尽管CSL、Cochlear等生物科技企业展现潜力，Afterpay、Atlassian、Canva等科技新星崭露头角，但多数最终被美国资本收购或赴美上市。
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Richard Holden尖锐指出，高工资国情决定我们不应执着实体制造，而要成为‘创意制造者’。
结语
最后，从笔者的观察来看，本轮的潜在风险将源于美国内部，所以使得美元这一传统避险资产反而成为了风险资产。
在此背景下，大量投资者选择撤离美元资产，寻求收益与安全的“相对”平衡。
尽管全球其它地区的资产（股债房市)同样处于高位，但考虑到与美元体系当下的动荡相比，新兴市场或欧亚成熟经济、货币（汇率）以及地缘风险相对较低的特点，仍然吸引了大量流出的外溢资金。
简言之，即便溢价较高，资本也更愿意押注于那些‘相对稳定’的地区。
本轮大债务周期下，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打‘喷嚏’，是否仍会引发全球的‘重感冒’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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